論曹魏屯田制度與中央集權之興衰連繫

    壹●前言:

        東漢末年,群雄割據之際,曹操統籌經濟、政治、軍事需求,自建安元年(196)起,於其治域內廣泛設置屯田。屯田制度對其勢力進行軍事戰爭與恢復社會經濟上,曾起積極作用,惟此制度推行七十八年,便從歷史舞台退下,考量其發展歷程幾與曹氏政權時間重疊,故其制度之興衰,是否具備豐產穀積外的意涵,乃本文所追尋之要項。文中將檢視創置屯田與曹魏中央集權之連繫,擬自打擊世族豪門勢力與削弱地方政府權力進行論述。
貳●正文
一、抑制大族發展:
百姓遭逢兵馬倥傯的亂局,往往無力抵抗,卻受迫最深,於是部分農民為了確保耕作安全,選擇依附地方強豪保護。見《三國志》魏書卷十八〈許褚傳〉載「許褚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,共堅壁以禦寇」。[1]又見同書卷十一〈田疇傳〉謂「田疇遂入徐無山中,營深險平敞地而居……百姓歸之,數年間,五千餘家」[2]這類紀載顯示,各地之豪強、大族、及擁有大量土地者,為生存於群雄割據的亂局,收攬流民,自組武力自衛,但其掌握著地方行政、軍事與經濟力量,形同獨立勢力,其無疑成為曹操推行中央集權的阻礙。
        地方豪族的強勢,反應在東漢州郡、刺史、太守擁兵自重,割據一方,目無中央。曹操既期望恢復兩漢中央統一政權,面對地方豪族問題,其方針不外兩端─合作或對抗,而曹操選擇後者,抑制大族豪宗發展。[3]其中,屯田制成為抑制豪族政策的要項。由政府計畫安定百姓,進而使其置於自身權力支配下,從事耕作,或充兵源。見《三國志》魏書卷二十一〈衞覬傳〉載:
關中膏腴之地,頃遭荒亂,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,聞本土安寧,皆企望思歸。而歸者無以自業,諸將各競招懷,以為部曲。郡縣貧弱,不能與爭,兵家遂彊。一旦變動,必有後憂。夫鹽,國之大寶也,自亂來散放,宜如舊置使者監賣,以其直益巿牛。若有歸民,以供給之。勤耕積粟,以豐殖關中。遠民聞之,必日夜競還。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為之主,則諸將日削,官民日盛,此彊本弱敵之利也。[4]
上述可知,屯田政策存在政府與地方大族在人口掌握上的競爭,若政府慎重處理流民、歸民,則百姓被地方強豪收編為部曲的人數遞減,即變相壓制豪族大宗發展。而且,東漢末年遍地戰火,勝敗優劣取決於充足兵源與豐裕糧草,曹操依靠屯田政策豐實國力,除抵禦敵對勢力,也加強中央對抗世族的優勢。
二、削弱地方權力:
        曹操推展屯田制度,配套農官主持事務,並依藉郡縣大小區分等級,大郡設典農中郎將、小郡設典農校尉、縣設典農都尉,都尉隸屬於典農中郎將或典農校尉。[5]各州郡之典農均隸屬於中央之大司農,使典農官與地方守令分屬不同職官系統,各自獨立。[6]在《三國志》魏書卷十五〈賈逵傳〉記載,賈逵擔任弘農太守期間,「疑屯田都尉藏亡民,都尉自以不屬郡,言語不順」,[7]由此觀之,屯田組織除了在行政上成為獨立系統,從事佃作的百姓也不歸地方守令管轄。[8]
        關於曹操於州郡內並設太守與典農官的目的,鄺士元認為這是不想讓地方行政長官干預典農業務,使農官保持職務獨立性。[9]其引《水經注》卷七〈濟水注〉:
魏正始三年,歲在甲子,被癸丑詔書,割河南郡縣,自鞏闕以東,創建滎陽郡,并戶二萬五千,以南鄉築陽亭侯李勝,字公昭,為郡守。故原武典農校尉,政有遺惠。[10]
與水經注卷二十二,潁水注:
潁水又南逕潁鄉城西,潁陰縣故城在東北,舊許昌典農都尉治也,後改為縣。[11]
由上述言及地方設郡縣前,曾屬於典農治區,判斷當時典農官不與太守同城治事,此措施能減去太守與典農官於行政方面的鉗制,也讓典農官治所設於屯田區內,就地監督田客耕作,收豐產積穀成效。不過,學生認為地方守令與典農官各自獨立,尚可從分割地方糧餉供應與兵員補充的角度解釋。
        首先,討論糧餉供應議題。東漢末年,地方屢遭兵燹,百姓流離失所,千里田地荒蕪。民間的經濟活動削弱,反應於政府稅收徵調異常,影響兵勇糧餉支放不足。當時軍糧供應不濟的現象,於史書多有記載。《三國志》魏書卷一〈武帝紀〉云:
         是歲穀一斛五十餘萬錢,人相食,乃罷吏兵新募者。[12]
《三國志》魏書卷十四〈程昱傳〉言:
太祖與呂布戰于濮陽,數不利。蝗蟲起,乃各引去。於是袁紹使人說太祖連和,欲使太祖遷家居鄴。太祖新失兗州,軍食盡,將許之。[13]
《三國志》魏書卷一〈武帝紀〉載:
自遭荒亂,率乏糧穀。諸軍並起,無終歲之計,飢則寇掠,飽則棄餘,瓦解流離,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。[14]
上文分析,糧食不足約有五類現象:其一,糧食供需失調,導致物價騰貴;其二,人們被迫以人肉為食;其三,裁散新募兵源,減少軍隊糧食開支;其四,糧草不濟,被迫於戰役中撤退;其五,無法維持軍隊糧草,將軍投入其他勢力旗下。由此觀之,糧食供給扮演軍事行動的關鍵要角無庸置疑,而曹操興辦屯田成功改善兵糧問題的成效,見《三國志》魏書卷十六〈任峻傳〉曰:
時歲飢旱,軍食不足,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,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,募百姓屯田於許下,得穀百萬斛,郡國列置田官,數年中所在積粟,倉廩皆滿。[15]
進而言之,將屯田視為提供國家糧食重要環節時,是否意謂著地方軍隊若沒有屯田區的糧草供應支持,便不足以自立的可能性。正如前述提及,地方守令與典農官吏彼此獨立,各有部民,不相統屬,即掌握軍隊的地方郡守,若無典農官支持,便無自力供養軍隊的實力,藉此減少地方勢力割據的狀況重演。
        其次,考慮典農官吏同時掌握軍事力量與糧食補給的可能,學生擬從民屯田客有無兵役的負擔觀察,但此議題目前仍未有定論,[16]單就制度規定來說,曹操初置屯田,與田客訂定分成制,屯田客使用政府耕牛者,繳納百分之六十的收穫給政府,使用自己知耕牛,則與政府對分收穫,可見於《晉書》卷四十七〈傅玄傳〉:
         舊兵持官牛者,官得六分,士得四分,自持私牛者,與官中分。[17]
此外,並無相關屯田客賦役規範的敘述。不過,於《三國志》魏書卷四〈少帝紀〉有屯田客服兵役記載:
洮西之戰,至取負敗,將士死亡,計以千數……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各部大吏慰卹其門戶,無差賦役一年;其力戰死事者,皆如舊科,勿有所漏。[18]
由此可知,典農所領的屯田客,曾參與軍事活動是肯定的。但正如前述所指,屯客是否擔負兵役仍有爭議,部分學者以為歷史上之每一制度,假以時日,必無不變之理,故屯田制亦隨時間、地點、條件之不同而變遷。[19]故屯田制創辦之初,迄「罷屯田官」止,期間合七十八年,[20]制度之規定與田客對政府負擔發生改變,並不足奇。見《三國志》魏書卷十一〈國淵傳〉云:
太祖欲廣置屯田,使淵典其事。淵屢陳損益,相土處民,計民置吏,明功課之法,五年中倉廩豐實,百姓競勸樂業。[21]
又《三國志》魏書卷十六〈鄭渾傳〉言:
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,課使耕桑,又兼開稻田,重去子之法。民初畏罪,後稍豐給,無不舉贍……民得財足用饒。[22]
而《三國志》魏書〈文帝紀〉謂:
         且聞比來東征,經郡縣,歷屯田,百姓面有飢色,衣或短褐不完。[23]
前文於魏武帝期間,描述屯墾土地使人民「財足用饒」,百姓對屯田亦「競勸樂業」,何以至魏文帝年間,屯田制卻呈現人們衣食不足的困頓生活呢?察《三國志》魏書卷十二〈司馬芝〉傳云:
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,專以農桑為業。建安中,天下倉廩充實,百姓殷足。自黃初以來,聽諸典農治生,各為部下之計,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。[24]
文中表述,曹操開屯之初,典農之職專以農桑為業。既然典農官無其它任務,田戶亦應惟專心農桑之職,無擔任軍戊的必要。雖言及文帝即位後,典農的職權運作發生改變,但憑此尚不足證明屯田制前後期,田戶擔負產生轉變。故見《晉書》卷二〈太祖文帝紀〉載:
正始初,為洛陽典農中郎將。值魏明奢侈之後,帝蠲除苛碎,不奪農時,百姓大悅。[25]
分析上文,既要求不奪農時,表示苛碎所指乃農耕以外之負擔,或為徭役,亦可能為兵役。[26]至少,苛碎絕非屯田創始之初的產物,因為開屯田之目的,即是以農桑為要務,自然不會讓田戶負擔有違農時之事。
        綜合上述,考量曹操創辦屯田之際,其對軍糧需求急迫更甚於兵源補充,故筆者以為屯田制創辦之際,屯民不須負擔兵役、徭役,惟專心務農,繳納分成制的收穫量即可,相關典農官參與軍事活動,應為事後制度受時空環境影響所產生的改變。是故,曹操設置典農職官時,雖賦予典農官掌握軍糧分配的關鍵,但其並未擁有軍事力量。典農相較於地方守吏,一者有兵無糧,一者有糧無兵,間接起互相牽制之效,進而讓地方割據勢力不易形成。
 
 
 
 
 
叁●結論:
        東漢末年,黃巾之亂與群雄割據的亂局接踵而至,地方兵馬倥傯,百姓流離失所,土地千里荒蕪,糧食極度貧乏。在此情況下,曹操改革漢代屯田邊疆之法,使屯田落實中原,藉由授與流民耕地、犛牛,保障田地收獲成果,成功地令農村經濟復甦,政府收豐積儲穀之效,達強本弱敵之策。逮曹操死後,基於時空環境之形勢轉變,制度隨之變異,屯田竟成為搾取農村經濟的角色,田客負擔持續增加,生活陷入困境,遂轉徙入世家大族門下。
        屯田制度創置目的另有兩項意涵,一則抑制世家豪族發展,二則地方長官互相箝制。綜言之,屯田制本帶強化中央集權的性質,然人事上與社會發展對屯田之破壞,使制度崩解,故觀察屯田之興頹,不僅見到曹魏對社會經濟之影響,更可見曹魏中央集權的興衰。
 
肆●引註資料
一、史料
(唐)房玄齡等撰。《晉書》,臺北:鼎文出版社,1980。
(晉)陳壽撰,(宋)裴松之注。《三國志》,臺北:鼎文出版社,1980。
二、專書
李劍農著(1981)。《魏晉南北朝隋唐經濟史稿》。臺北:華世出版。
高敏著(1986)。《秦漢魏晉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》。周口:中州古籍出版。
陳橋驛(1999)。《水經注校釋》。杭州:杭州大學出版。
劉靜夫著(1994)。《中國魏晉南北朝經濟史》。北京: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蔣福亞著(2005)。《魏晉南北朝社會經濟史》。天津:天津古籍出版。
鄺士元著(1984)。《魏晉南北朝研究論集》。臺北:文史哲出版。
三、期刊論文
姜舒強、黃月勝(2007)。〈論曹操屯田興農思想及其影響〉。《農業考古》,23,12-14。
顏玉懷、鄒德秀(2002)。〈曹魏屯田經營思想及管理制度研究〉。《唐都學刊》, 18,138-141。


[1] (晉)陳壽撰,(宋)裴松之注。《三國志》〈第18卷‧許褚傳〉。臺北:鼎文,1980,頁542。
[2] (晉)陳壽撰,(宋)裴松之注。《三國志》〈第11卷‧田疇傳〉。頁341。
[3] 姜舒強、黃月勝(2007)。〈論曹操屯田興農思想及其影響〉。《農業考古》,23,頁14。
[4] (晉)陳壽撰,(宋)裴松之注。《三國志》〈第21卷‧衞覬傳〉,頁610。
[5] 鄺士元著(1984)。〈曹魏屯田考〉。《魏晉南北朝研究論集》,臺北:文史哲出版,頁98。
[6] 顏玉懷、鄒德秀(2002)。〈曹魏屯田經營思想及管理制度研究〉。《唐都學刊》,18,頁139。
[7] (晉)陳壽撰,(宋)裴松之注。《三國志》〈第15卷‧賈逵傳〉,頁481。
[8] 李劍農著(1981)。《魏晉南北朝隋唐經濟史稿》。臺北:華世出版,頁24。
[9] 鄺士元著(1984)。〈曹魏屯田考〉。《魏晉南北朝研究論集》,臺北:文史哲出版,頁99。
[10] 陳橋驛(1999)。《水經注校釋》〈第7卷‧濟水〉。杭州:杭州大學,頁125。
[11] 陳橋驛(1999)。《水經注校釋》〈第22卷‧潁水〉。杭州:杭州大學,,頁387。
[12] (晉)陳壽撰,(宋)裴松之注。《三國志》〈第1卷‧武帝紀〉,頁12。
[13] (晉)陳壽撰,(宋)裴松之注。《三國志》〈第14卷‧程昱傳〉,頁427。
[14] (晉)陳壽撰,(宋)裴松之注。《三國志》〈第1卷‧武帝紀〉,頁14。
[15] (晉)陳壽撰,(宋)裴松之注。《三國志》〈第16卷‧任峻傳〉,頁489。
[16] 劉靜夫著(1994)。《中國魏晉南北朝經濟史》。北京:人民出版社,頁17。
[17] (唐)房玄齡等撰。《晉書》〈第47卷‧傅玄傳〉。臺北:鼎文出版社,頁1321。
[18] (晉)陳壽撰,(宋)裴松之注。《三國志》〈第4卷‧少帝紀〉,頁133-134。
[19] 蔣福亞著(2005)。《魏晉南北朝社會經濟史》。天津:天津古籍出版,頁130。
[20] (晉)陳壽撰,(宋)裴松之注。《三國志》〈第4卷‧陳留王紀〉,頁153。
[21] (晉)陳壽撰,(宋)裴松之注。《三國志》〈第11卷‧國淵傳〉,頁339。
[22] (晉)陳壽撰,(宋)裴松之注。《三國志》〈第16卷‧鄭渾傳〉,頁509-510。
[23] (晉)陳壽撰,(宋)裴松之注。《三國志》〈第2卷‧文帝紀〉,頁62。
[24] (晉)陳壽撰,(宋)裴松之注。三國志》〈第12卷‧司馬芝傳〉,頁388。
[25] (唐)房玄齡等撰。《晉書》〈第2卷‧太祖文帝紀〉,頁32。
[26] 高敏著(1986)。《秦漢魏晉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》。周口:中州古籍出版,頁111。


文章來自: 本站原創
引用通告: 瀏覽所有引用 | 我要引用此文章
Tags:
相關文章:
評論: 0 | 引用: 0 | 瀏覽次數: 1669
發表評論
暱 稱:
密 碼: 訪客發言不需要密碼.
內 容:
驗證碼: 驗證碼
選 項:
雖然發表評論不用註冊,但是為了保護您的發言權,建議您註冊帳號.
字數限制 1000 字 | UBB代碼 開啟 | [img]標籤 關閉